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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产鱼、多鱼，鱼在三峡民众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科学文化中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人们养鱼、捕鱼、食鱼、用鱼，人们以鱼入诗入赋，形成了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鱼文化丛。
一、鱼与民族
古代民族多以对本民族有重大影响的动植物作为民族的图腾，反映民族的起源或由来，体现该民族与某种特殊动植物的亲缘关系。透视三峡地区的古代民族，很多都与鱼有着难分难解的渊源，充分表明了鱼在三峡古代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一）鱼与夏人
夏人本不属于三峡地区的古代民族，但是夏人善于治水。因大禹治理三峡，夏人与三峡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禹之父为鲧，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鲧，鱼也”。古代很多学者认为鲧就是“玄鱼”。鲧因治水失败而遭虞舜屠戮，其子大禹继鲧之业，而禹亦和鱼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顾颉刚说：“鲧为水中动物，古代已有此说。禹继鲧而兴，自与其相类。”“《天问》言治水事，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应龙何画’之问；《山海经》本此，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亘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可见治水的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1]
（二）鱼与楚人
鱼与楚人的祖先亦有着较深的渊源。《山海经�9�9大荒西经》就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这说明已死的颛顼，托鱼（鱼妇）之躯体而复苏，鱼遂与颛顼合为一体，成为楚人的祖先大神。
（三）鱼与鱼人
据《奉节县志》载：奉节历史悠久，夏、商时为荆、梁二州之域。公元前1006年，周灭商，奉节乃巴之属国——夔子国属地。公元前633年，夔地并为庸国之鱼邑，属楚。公元前601年，庸叛楚，楚联巴、秦共灭庸，三分其地，鱼重归于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鱼邑属秦。公元前314年，秦于巴国之地置巴郡，领11县，鱼邑改称“鱼复”，序列第九。公元前216年，鱼复隶属益州之巴郡。公元194年，刘璋分巴为三郡，鱼复属固陵郡。公元201年改固陵郡为巴东郡，郡治鱼复。公元216年恢复固陵郡名。公元221年，复巴东郡名。公元222年，刘备从夷陵败退白帝城，改鱼复为永安县。公元583年改永安为人复，属信州。公元619年改信州为夔州。公元649年改人复为奉节[2]。历史上，奉节有“鱼邑”、“鱼腹”、“鱼复”、“人复”之称，还有鱼复浦遗址，位于奉节县城东1公里、白帝城西5公里处，临长江左岸的第一级阶地上，是一块东西长2500米，南北宽800米的碛坝，夏季被洪水淹没，冬季露出水面。长江自西向东流经本县，在县城东向南转了一个弧形大湾，致使碛坝呈两端尖、中部圆，北高南低状，远处看去尤如鱼腹。这更足以说明鱼人与鱼关系非同一般。其实，奉节乃是古鱼人的居地，并且是三峡古代方国——鱼国的立国之地。
（四）鱼与巴人
鱼与巴人的关系更是密切。张勋燎充分利用现代民族学材料与研究成果，专门讨论了“古代巴族‘巴’字的意义和巴族得名的由来”，强调：“根据大量民族学和民俗学材料，我认为它应该是我国南方壮傣语系民族中‘鱼’的读音，‘巴’就是鱼”[3]。也就是说巴是因鱼而得其名。
历史上，巴人是一个支系众多的民族共同体，而很多支系均与鱼有密切关系。鱼凫巴人，又称为“鱼巴”或“巴人鱼凫部”，原居于重庆奉节，被认为与鱼复、鱼腹、鱼国等有渊源关系[4]。该支巴人以饲养鸬鹚（鱼鹰）捕鱼而闻名，依据奉节鱼复县、奉节鱼复浦、乌江巴涪水（巴涪江）、合江巴符关、南溪鱼凫关、宜宾鱼符津、乐山鱼涪津（鱼凫津）、彭山鱼涪津、彭山鱼凫山、温江鱼凫城等所展示的地名线索，知鱼凫巴人曾经沿长江西进，并抵达川西坝子，建立了蜀鱼凫王朝。所以，扬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9�9蜀志》等均称“蜀之先称王者”有鱼凫。
鳖灵巴人，原居于三峡奉节一带，以鳖为名，实乃以鳖为图腾。鳖虽然非鱼，但是它们均为“水族”，且鳖以鱼为部首，很显然鳖与鱼关系密切；所以，两汉时期的字典《尔雅》将爬行纲、龟鳖目均列入《释鱼》篇，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尔雅�9�9义疏》云：“兹篇所释兼鳞、介之属。”依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9�9蜀志》、《水经注�9�9江水》引来敏《本蜀论》等记载，该支巴人亦曾沿江西行，并在今贵州遵义地区建立了国，其范围北面包括今重庆綦江流域，南北面包括今遵义地区大部分。该支巴人还曾继续西进，也抵达川西坝子，并取得杜宇王朝，建立了蜀开明王朝，直到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
弓鱼巴人，本不在三峡地区，而是集中居住在今陕西宝鸡、城固、洋县一带，该支巴人以弓鱼为名，仍然可以说明鱼在这支巴人中的重要性。而今，在陕西宝鸡、城固、洋县一带发现了数量极大的弓鱼巴人墓葬。白虎巴人，这是巴人的王室世系，它们崇拜、信奉的图腾是白虎，好像与鱼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鱼在这支巴人中的地位也显得相当特别。《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谈到廪君率领巴蛮五姓迁徙到盐水流域、定都夷城时就特别强调了“鱼”和“盐”的重要性，鱼成为白虎巴人发展过程中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
二、鱼与生计
鱼，相伴人类走过了五千多年历程，人们养鱼捕鱼、烹鱼食鱼、观鱼赏鱼，与人类的生计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捕鱼捞虾是人们最为基本的生计方式之一。人们创造了很多的捕鱼方法。
在古代，三峡地区最为有名的捕鱼方法当为鱼凫捕鱼法。鱼凫，即鱼鹰，学名鸬鹚，是一种入水捕鱼的水鸟。《尔雅�9�9释鱼》郭璞注：“鸬鹚也，咀头曲如钩，食鱼。”其捕鱼之方法，据明代徐芳《鹚说》云：“鹚，水鸟……载以小桴，至水停伏鱼所聚处，辄驱之入。鹚见鱼，深没疾捕，小者衔之以出，大者力不胜，则碎其翅，呼类共博，必噎之乃已。而渔人先以小环束其颈间，其大者既不可食，得之皆攫去，小者虽咽至环束处，鲠不可下，渔人又辄提而捋之，鱼累累自喉间出。至楞极乃稍以一二饲之，而又驱之。”
随着三峡地区的发展，人们更是创造了诸多的捕鱼方法。据《三峡秭归民俗》一书介绍，就有：沿溪舀鱼法、筐鱼法、撮渔法、签鱼法、搅浑水法、摸鱼法、砸鱼、炸鱼法、垂钓法、拦溪放钩法、放吊钩法、鼎锅渔法、叉鱼法、拦坝叉鱼法等。
现代考古证明三峡人民以捕鱼为生。“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的遗址地层中，普遍都发现有大量鱼骨，不少遗址中甚至还堆积成了一个个被考古发掘者称之为‘鱼骨层’、‘鱼骨坑’的遗迹，而且此种现象往往时代愈早愈显突出”，如秭归朝天嘴遗址、巴东楠木园遗址、丰都玉溪遗址、宜昌中堡岛遗址、巫山大溪遗址、秭归旧州河遗址、宜昌路家河遗址、秭归卜庄河遗址、秭归何光嘴遗址、长阳香炉石遗址等。“在一些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物中普遍都发现有捕鱼工具，主要有网坠、鱼钩、鱼镖、矛等，种类多种多样。”[5]据杨华研究，从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出土的鱼骨标本来看，三峡东部地区的鱼种主要有草鱼、青鱼、鳙鱼、鲢鱼、鳜鱼、黄鳝鱼、鲟鱼等，爬行类有龟、扬子鳄。三峡西部地区的鱼种主要有草鱼、青鱼、鲟鱼、鳙鱼、鳜鱼等，爬行动物有龟、鳖等。
三、鱼与文学
长期以来，鱼一直是人们吟诗作对的对象，许多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将其入诗入赋，表达自己的感情世界。
屈原在《九歌河伯》中云：“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水族世界。在《招魂》和《大招》中，人们将“ ”、“腼鳖”、“ 凫”、“鲜 ”、“ 鳙”、“煎 ”等奉祭神灵忠魂，体现了“无鱼无鳖不成席”的食鱼文化。在《天问》中“鲮鱼何所？”对三峡怪鱼——鲮鱼提出了质疑。
宋玉在《高唐赋》中对三峡江段水产分布情况进行了最真实、最典型、最生动的描述：“于是水虫尽暴，乘渚之阳，鼋鼍 鲔，交积纵横，振鳞奋翼， 蜿蜿。”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云：“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鳕鳞兮，固将制乎蝼蚁！”以名贵之鱼比拟君子，隐喻屈原，表达对屈原的哀思。王褒在《九怀通路》中云：“鲸鲟兮幽潜，从虾兮游。”以鲸鲟喻君子，以从虾喻小人，“《九怀》者，谏议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同样反映了对屈原的哀思和怀念。
郭璞在《江赋》中对于三峡的鱼类，可谓信手道来，如数家珍。“鱼则江豚海 ，叔鲔王 ，鲮鳐 鲢。或鹿 象鼻，或虎状龙颜。鳞甲 错，焕烂锦斑。扬鳍掉尾，喷浪飞 排流呼哈，随波游延。或爆采以晃渊，或吓鳃乎岩间。介鲸乘涛以出入， 顺时而往还。”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时期，诗人们以鱼入诗，创作了不少的鱼诗。在唐代，“以鱼（鱼、渔人、渔父、鱼具）入诗”的诗人就有：宋之问、李峤、刘希夷、张循之、贺朝、王维、崔颢、李、王昌龄、刘长卿、孟浩然、李白、岑参、杜甫、钱起、韩、独孤及、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唐彦谦、和凝、徐铉、刘戬、韦道逊、法振、王绩、张说、李嘉 、严维、李端、司空曙、刘禹锡、卢仝、李群玉、方干、郑谷、崔道融、苏拯、张泌、谭用之、元结、张志和、权德舆、元稷杜牧、罗隐、许棠、杜荀鹤、钱、孟宾于、陈陶、李中、贯休、李半符、孟彦深、章八元、张南史、张籍、皮日休、沈彬、廖融、刘兼、皎然、子兰、齐己等。吟咏的对象细分则有：鱼、鱼鳞、海鱼、 鲤、鲈鱼 、鲈鱼、 、游鱼、汶鱼、锦鳞、鲈 、鲤鱼、 鱼、赤鲤、 鲔、小鱼、大鱼、白鱼、鲜鲫、跳鱼、黄鱼、手 湘波鱼、武昌鱼、蒲鱼、洞庭鱼、金鳞、锦鲤、小鲵、冰鲤、银 、曲池鱼、泉鱼、莲鱼等。仅在《宜昌府志》、《归州志》、《东湖县志》等地方志中就载有明清以来文人墨客赞美桃花鱼的诗赋数十篇之多。
文学的类别甚多，绝非诗赋所能包容，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地名掌故中就有不少有关“鱼”的文化。《山海经�9�9大黄西经》就有“鱼妇化为颛顼”的神话；杨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9�9蜀志》、《水经注�9�9江水》载有“鳖灵之尸”的神话；《太平广记》引《三峡记》的“美
人鱼”传说；《太平广记》引《录异记》有“唐蜀民”的故事；清江“飞鱼”成为红鱼寨、白鱼寨的传说；奉节“鱼复”的地名掌故、“秭归”的得名、江北“鱼嘴”的来历、“涪陵”名称的来源等。如《太平广记》引《三峡记》的“美人鱼”传说。云：“明月峡中有二溪东南流。宋顺帝升平三年，溪人微生亮钓得白鱼长二尺，投置舡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见一美女在草下，洁白瑞丽，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问曰：既为人，能为妻乎？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忽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来，不知所终。”又如奉节“鱼复”的地名掌故。关于鱼复的名称，有一段悲凄感人的传说。战国时侯，爱国诗人屈原受奸臣陷害，遭贬官放逐，他悲愤已极，投湖南汩罗江而死。汩罗江中有一条神鱼，十分同情屈原，它张开大嘴吞下屈原的尸体，从汩罗江进入长江，再溯江而上。把屈原的遗体送往他的故乡秭归。当神鱼游到秭归时，百姓们拥到江边，失声痛哭。神鱼越发受到感动，泪水模糊了它的视线，它早已游过秭归，还在继续往上游，直到撞着了瞿塘峡的滟堆，才猛然醒悟。神鱼急忙掉头往回游，将屈原的遗体送到了梯归。就这样，人们将神鱼从滟堆往回游的地方，叫作“鱼复”了。
四、鱼与科技
鱼是水生动物，能够体察天地阴阳之气，反映气候的变化，因此，鱼与科技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鱼的生物物种与生命演化
各种生物的演化过程不完全一致。研究三峡之鱼，可察生物之演化。晋代郭璞注云：“ ，大腹，喙小锐而长，齿罗生，上下相衔，鼻在额上，能作声，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细鱼。大者长丈余。江中多有之。” 就是白鳍豚。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水中熊猫”、“长江女神”，白鳍豚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水生哺乳动物，比大熊猫的出现要早得多。因此可以说白鳍豚是比大熊猫更古老的动物，是现存于世的“活化石”。从进化的角度看，白鳍豚属“二次入水”动物[6]。全世界有鲟科鱼类27种，在我国有8种，而中华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鲟科鱼类，主要分布在长江水系。中华鲟同扬子鳄、白鳍豚一样是中华国宝。它为白垩纪古棘鱼的后裔，距今已有1.3亿年历史，有“活化石”之誉。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保留着远古遗留的特征，身披五行坚硬的骨板，背面一行有12块骨板组成，身长2.5～5米以上，体重数百斤至上千斤，有“长江鱼王”之称。这对于古生物进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山海经�9�9中山经》和屈原在《九歌》中均言及“文鱼”。据刘不朽推究，文鱼可能就是长江所产的姻脂鱼，峡中人称为“火烧c”。幼鱼体色桃红或墨绿，身体两侧各有三条黑褐色斑纹。成鱼通体呈猩红色纵纹，鱼体北部鳍条活像帆船，故称“一帆风顺”，好似涂抹胭脂一样，因又称“姻脂鱼”。姻脂鱼被誉为“长江骄子”，它不仅是名贵的经济鱼类，而且有重要的观赏价值。1989年，新加坡举办国际观赏鱼博览会，姻脂鱼获得银奖，现在国家将其列为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全世界有姻脂鱼类约13属65种，姻脂鱼是姻脂鱼科在亚洲大陆公布的唯一一种，因此，它有着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三峡还出产有珍稀水生动物大鲵，对此，汉代《尔雅�9�9释鱼》、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太平御览》等书均有记载。大鲵，古人又称为“人鱼”，三峡民间俗称为“娃娃鱼”，属于两栖纲大鲵科，主要生长在三峡两岸之山溪。巫山竹贡乡还产有一种袖珍娃娃鱼。在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则产有一种体色绛红的红鲵，它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三峡还产有一种名为鱼实为“桃花水母”的桃花鱼。桃花水母属肠腔动物门水螅虫纲。全世界约有水母类1200多种，绝大多数分布在海洋之中，只有水螅水母的极少数种适宜淡水生活，因此，淡水水母为世界稀有动物。我国对桃花鱼的记载远在400多年前，明代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9年）《归州志》即有记载，清代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记载更详，比英国1880年首次发现淡水水母——索氏桃花水母早270多年。1907年，日本井川正方于宜昌附近长江沿岸采得淡水水母标本，经丘浅次郎研究，1922年定名为宜昌桃花水母，这被认为我国有淡水水母的首次记录[7]。据学者们研究，我国发现有桃花鱼分布的地方有13省50个县市，在三峡地区，宜昌以上的秭归、巴东、重庆等地均产桃花鱼。桃花鱼“桃花开时始见，有红白二种，花落后即无”，往往给人以美丽的遐想，故历代骚人墨客多以之入文。《宜昌府志》、《归州志》、《东湖县志》等就载有明清时期文人们赞美咏叹桃花鱼的诗赋多达数十篇。
关于三峡之珍的珍稀鱼类，远远不止上述所列，但这足以说明这些鱼类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大价值。
（二）鱼与水标
滚滚长江水，造福中华儿女，然有时危害亦深亦大。为了警世后人，人们遂在洪水到处刻石题记，这就产生了长江水文石刻。长江水文石刻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峡水文石刻。它所含石刻众多，既有洪水石刻，又有枯水石刻；在枯水石刻中，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江津莲花石、重庆朝天门灵石、涪陵白鹤梁、巴县迎春石、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等，被誉为“三峡水文石刻文化长廊”。在这些众多的枯水石刻中，最有名的就是白鹤梁题刻。
白鹤梁，位于涪凌城北长江之中，是一道长1600米、宽10～15米的自西向东延伸的与江流平行的天然石梁。自唐朝广德年起，历代达官显宦、士子名流、骚人墨客和乡邦土著围绕“石鱼出水兆丰年”的传说，“行舟来往停舟觑，节使周沉驻马镌”，于此题刻题名、题诗题记、描图钩鱼，遂成为著名的白鹤梁题刻近200则，如《李宽观石鱼记》所言：“钜卿骚人墨客，悉皆有诗有记，银钩铁画，瑗章玉句。隐江波之中，历数千载而不磨灭，盖天地间一奇迹也。”白鹤梁题刻以其悠远的历史性、丰富的人文性、高超的艺术性、巨大的科技性而震惊寰宇，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
就白鹤梁题刻的科技性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科技反映形式。白鹤梁题刻以鱼为水标，极富民族特色。“白鹤梁石鱼题刻，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科学记录。它证明了至少在距今1200多年前，就创立了富有民族风格的古代‘水尺’，开创了立‘尺’以记水文的新纪元。可以说，白鹤梁石鱼题刻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座长江古代的‘水位站’。”[8]二是涪陵零点水位标尺。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涪州牧萧星拱仿“唐鱼”重镌了双鲤，经过科学测定，唐鱼鱼腹平均高程为吴淞基面137.86米，鱼眼平均高程为137.91米，鱼脊平均高程为137.92米，其腹高相当于长江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萧星拱重刻的石鱼，其鱼腹平均高程为吴淞基面137.90米，鱼眼平均高程为137.95米，鱼脊平均高程为137.99米，其双眼的水位标尺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尺零点。更令人惊叹的是唐鱼鱼眼平均高程比黄海海拔零点水位落差137.85米仅差1厘米，而唐鱼、萧星拱石鱼的三鱼眼高程与1865年英国人首先在武汉首设的长久水尺零点相当，但白鹤梁题刻的石鱼水标早于英国1102年。“唐代所见鱼的腹高，大体上相当于涪陵地区的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而康熙二十四年刻鱼的鱼眼高（即中线）又大体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位的零点。”[9]三是丰富的水文资料。白鹤梁题刻170余则，其中与水文有关者共计103段，记载了唐代广德二年（公元763年）以来72个年份的枯水水位高程数字。至此，三峡工程和川江航运部门就得到了1200年来的可靠的历史枯水水文数据。因之，白鹤梁被誉为“长江中最古老的水文站”、“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长江水文资料的宝库”、“世界水文史上的奇迹”。1980年被定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是重大的科技内涵。白鹤梁题刻以“石鱼出水”记载了长江上游枯水涨落的实际情况，借以体现水量、水温、流速、降水量等情况，以此决定农时分配、农事安排，以此预测庄家丰歉、年岁好坏，体现出极大的科学性。诚如有人所言：“鱼出水兆丰年，也确有它一定的科技性。根据有关部门对近百年来长江干流实测水文记录的分析……这种水位的变化，很大程度是反映在降水量的增加上，而降水量的增加无疑是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了三次即1953、1963、1973年石鱼出水，当年的降雨量较充足，农业喜获丰收。由此看来，石鱼题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上长江上游农业丰收的记录。”[10]五是水文数据的利用。通过石鱼题刻可知，长久每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枯水位，十几年或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大枯水位，大约600年左右则会出现一次极枯水位，这就是长江水文变化的规律，这对于考察长江上游的自然灾害情况，利用其水文数据，总结其水文变化规律，从事建设意义非凡。1974年中国代表团于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水文工作会议上提交的有关白鹤梁题刻的水文报告备受关注，震惊寰宇。我国修建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三峡工程均充分利用了白鹤梁题刻的水文数据。正因如此，我国耗巨资修建了白鹤梁水下碑林博物馆，以保护这一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五、鱼与艺术
在三峡文化中，鱼与艺术的结缘始于新石器时代。从出土的考古资料中，能够看到诸多陶器上的鱼纹刻划符号。在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类型的诸遗址中，往往会见到一些彩陶，如在巫山大溪、秭归玉种地、老坟园、龚家大沟、柳林溪、朝天嘴，宜昌中堡岛、伍厢庙、杨家湾、清水滩、路家河等遗址中都有出土。其彩陶的“花纹图案组合比较复杂，依其花纹的纹样来看，见有平行条纹、横带纹、水波纹、卷云纹、横人字纹、弧线纹、草叶纹、圆点纹、三角形纹、锯齿纹、菱形纹、鱼纹、羽毛纹、近‘S’形纹、陶索纹、涡纹等”[11]。随着现代考古的发展，在三峡地区的考古中，考古工作者就曾发现过一种造型比较特殊的陶塑人像，往往是陶塑人物双手环抱一条大鱼。1983年，在宜都王家渡出头一件陶塑人像，泥质红陶，捏制，抱长形器（鱼），盘坐式，头残，右肩窄，左肩宽，身着长袍。腰前托长形器（鱼），右手前抱，左手后托。下底内凹，参高6.4厘米[12]。这种陶塑人像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则屡有出土。其陶塑“鱼类：最常见于陶人腹前，呈长条形，剪尾。单独的鱼造型少见。全身呈扁棱形，背腹部有鳍，头部两侧有小而突出的双眼。高9厘米，宽5.5厘米”[13]。1982年，在洞庭湖流域华容车轱山遗址也出土有陶塑人像，“红陶，头残，坐式，双手抱一物似小儿（鱼）形状，人体轮廓分明，造型生动，形象逼真”[1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烧制或煅制了诸多的鱼型器物，更创造了众多的与鱼相关的或因鱼而生的鱼性艺术。
在鱼与艺术中，最值得探究的就是白鹤梁石鱼题刻，其中最为知名的有以下几种：石鱼图：石鱼水标是三峡人民的科技表现形式，而石鱼图则是三峡人民的艺术表现形式。早在唐代，三峡人民就镌刻了石鱼。历经1200多载风霜，人们先后在白鹤梁上镌刻了18尾石鱼。如郑令石鱼（唐鱼）、张八歹石鱼、李宽双鱼、萧星拱双鱼（萧鱼），董维祺石鱼、范锡朋石鱼、浮雕石鱼、民国石鱼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唐鱼和萧鱼。唐鱼是一对雌雄鲤鱼，每鱼鱼身有36鳞，双鱼共计72鳞，因之，唐鱼多为人们吟咏之对象。如《刘忠顺等唱和诗》云：“七十二鳞波底镌，一含 草一含莲。”《何宪盛辛唱和诗》称：“职课农桑表勤惰，信传三十六鳞中。”惜唐鱼今已不存，然萧星拱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仿唐鱼重镌双鱼。新镌双鱼，一衔莲花，一衔灵芝，分别称为莲花鱼和灵芝鱼，二鱼首尾相随，溯江西上，极富幻想色彩。秤斗图：依据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谢昌瑜题记》、明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雷懿题记》和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施纪云题记》等记载，唐代涪州团练使、涪州刺史郑令还在双鱼旁边刻有一杆秤和一个斗，合称“秤斗图”。
白鹤时鸣图：1937年，涪陵著名书法家、画家刘冕阶镌刻，白鹤图构思精巧，刻工线条简练，用夸张手法传神达意。其布局别致，白鹤独立，展翅欲飞，昂首长鸣。白鹤时鸣图堪为白鹤梁石鱼题刻的艺术精品。
白鹤梁题刻又称为白鹤梁石鱼题刻，除石鱼图、白鹤时鸣图、佛神像、秤斗图等外，还有众多的诗文题记。就类型来看，它有题名、题记、题诗等形式。就文字而言，不仅有众多的汉字题刻，还有少数民族文字（蒙文、八思巴文）题刻。从书法的角度看，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诸体皆备，虞体、褚体、颜体、柳体、欧体、赵体、黄体各派并存。题刻精工，文辞优美，达到书法、文辞、艺术三绝之境，被誉为“长江一绝、中国一绝、世界一绝”的水下碑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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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奉节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54～55页
[3]张勋僚：《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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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华：《长江三峡地区远古时期渔业的考古研究》，《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
[6]姜新发张先峰：《世界上最濒危的鲸类——白鳍豚》，《大自然》1994年第2期
[7]和振武：《桃花水母》，《大自然》1995年第1期
[8]江永庆：《古代的长江“水位站”——关于四川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光明日报》1974年1月6日
[9]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长江上游宜渝段历史枯水调查》，《文物》1974年第8期
[10]丁祖春王熙祥：《涪陵白鹤梁石鱼和题刻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
[11]杨华：《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13]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88页
[14]湖南省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岳麓书社，1986年
作者简介：
长江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 重庆 408100
